《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研究做好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切实保障应届毕业生就业水平不降低、有提高”。

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北京、上海等多数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不足三成。社会各界有感于“压力山大”的就业形势，纷纷断言今年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史上最难就业年”指谓的“最难”，固然可以归咎为短期因素交汇所致，但是这些短期因素并非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根子所在。自2003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哪怕是在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同样逐年趋于严峻。这反过来说明，倘若不能从根子上消除病因，一味坐等高校招生规模下降，或者整体经济强劲复苏，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并不会随之出现质变式的反转。

在所有事涉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讨论中，1999年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间节点。如今回头来看，从这一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曾在一段时期内，立竿见影地部分实现了扩大消费、延缓就业，以及普及教育的初始目的，但在当时未能充分预见到以下几项更具惯性的趋势变化：

其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人口红利迅速见顶，劳动人口占比2011年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由此终结了此前多年上升趋势，再加上“入世”等重大制度变迁引致中国经济连年高速扩张，结果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很快从总量过剩转换为结构性过剩。如，即使是在号称高校毕业生“史上最难就业年”的今年，据渣打集团针对珠三角地区300多家工厂进行的调查显示，工人工资平均上涨9.2%，增幅高于2012年的7.6%。

其二，经济发展的非跳跃性决定了高层次人才需求只可能保持稳定性增长。如我们通常认为，第三产业发展将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最广阔的市场，但实证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低端化，到目前为止，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反而呈现负相关性，因此，跳跃式的高教规模扩张所带来的高层次人才供给的跳跃式增长，必然与之产生剧烈摩擦。

其三，在一般要素市场中，供需失衡固然可以依据市场力量予以矫正，但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分层模式。也就是说，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为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但由于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巨大的差别，并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上述三项变化使得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为每年上百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人口的失业问题忧虑深重，而这，只能促使我们反思，如果在以充分就业为优先目标的情况下，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相关政策究竟应该如何不为短期取向所干扰，未雨绸缪地遵照规律提前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