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

在这个许多人选择沉默或称颂的时代，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他们坚持独立思想，直指中国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严重破坏，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滑坡……

他们提醒国人，中国矛盾重重；他们直言：“不改革，无出路。”　　

马国川

马国川：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内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国有化”也在向社会主义学习，还是中国的制度优越。在某种意义上，热炒的“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等话题都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厉以宁：这种看法显然比较肤浅，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实质，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进行制度调整的思想障碍。要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正在经历着制度调整。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体制，1979年以后开始了体制的转轨，从1979年到现在的30年内，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能不能说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支柱搞掉，计划经济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马国川：但是在一些人士看来，恰恰是中国目前的体制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大冲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吗？

厉以宁：我们不能奢谈自己的体制优势。如果说过去的30年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进行制度调整，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制度调整呢？本次经济危机将促使西方国家加强私营银行和大公司的监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预警机制，扩大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保障等。那么，本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对中国而言，体制改革和制度调整不仅不能止步，而且应该加紧推进。我们自己不是没有教训。前几年，我们老说要经济转型，为什么经济转型不那么成功呢？就因为当时的经济处于繁荣阶段，大家都觉得日子很好过。既然日子很好过，为什么要转型？过一段再说吧！反正日子过得还不错。这就耽误了转型。我们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不能耽误了经济转型。经济恢复得太快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繁荣往往掩盖了矛盾，大家不感到形势很危急，一般不会想到经济转型，事实上，只有经济转型了，才是真正的复苏。同样，为什么非得等到危机来了，才进行制度调整呢？那样不但被动，而且难度更大。

马国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79年以后中国进行的体制转轨避免了一场危机。

厉以宁：计划经济体制不改，可能像前苏联那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能够延续。我们可以把一种制度下的体制大体分为两个类型，即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刚性体制是一种僵硬的、不灵活的体制，弹性体制则是一种柔性的、较灵活的体制。放眼更长远的历史，西欧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刚性的体制，贵族是贵族，农奴是农奴，世代如此。实际上这种刚性体制就像铁锅一块，经不起砸的，一砸到地上，就碎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南北朝的时候是刚性体制，豪门是豪门，庶民就是庶民。到了唐朝开始转变，实行科举制度，只要考取了，就可以做官；如果做官的，儿子考不上，就不再做官；中国土地制度是分家制，西方是一子继承制。结果到了宋朝，封建体制转变了，变成了弹性封建体制，实行科举制度，做官不能世袭，商人可以买地，人们可以流动，这样一来，封建体制就变得有弹性。从北宋公元900多年起，封建社会延长了1000年时间，假如不是鸦片战争外来的强大压力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社会有可能还要延长。这说明什么问题？西欧封建体制的刚性体制不改，很快就出现了城市和资本主义，结果封建社会被推翻了；中国封建体制改了，从唐朝以后到宋朝，变成了弹性体制，结果封建社会延续下来。

马国川：按照您的观点，1979年以后中国进行的体制转轨，就是使中国社会不断从刚性体制变为弹性体制的过程。

厉以宁：是的，邓小平的伟大功劳就是把中国从一个刚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变成一个柔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社会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维持，改了体制，社会主义不仅会继续保存下来，而且会发展得更好，这就是30年中国改革史的最大启示。

一个善于从别国的经验教训中学习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而一个死守僵化的意识形态、故步自封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面对本轮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制度调整。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都将持续下去，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要保持清醒头脑，“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制度调整不能停止。目前要抓紧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投资决策体制改革、行业垄断体制改革和资源定价体制改革，这些都是必须进行的制度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体制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弹性体制。终止制度调整没有出路，停止改革没有出路。（摘自本书）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

编著：马国川

出版：中信出版社

马国川

《财经》杂志主笔、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1971年生，河北威县人，曾先后供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经济观察报社。多年来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已出版《大碰撞》、《风雨兼程》、《我与八十年代》、《重启改革议程》（与吴敬琏合著）等书。其中，《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