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凶杀案,中美公众关注焦点为何迥异?

美国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美国民众更关心的是发掘事件的社会、家庭、个人等方面的诱因,关注政府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而我们仅仅热衷于问责官员。

孙利

近日,北京地铁划脸案、河南光山学生被砍案、美国康州校园枪击案三个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关注。向来,每每出现此类事件,居于主流的声音热衷于问责官员、追究刑事责任方面的讨论。

官员代表地方政府履行相应的职责。当出现影响较大的社会事件时,问责官员甚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充分表明了政府对事件的态度和决心,很有必要。但我认为,合理处置事件并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规定,以防类似事件的再度上演也许更为关键。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问题出现,如果政府仅仅只是问责官员,而不去进一步探究事件的根本原因,查检、减少社会管理上的漏洞,处置的办法没有前瞻性、长远性,那么,就不是在负责任地解决问题。

社会管理是个系统工程。但凡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着社会、肇事者个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德国著名法学家、刑事社会学派大师李斯特有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提醒我们,刑事政策不要寄全部希望于刑事打击,社会调控需要借助各项社会政策从多方面调节、管控,刑事打击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最后手段而已。

也许我们可以从美国校园枪击案中,对上述观点有一个直观的体认。就在光山学生被砍事件发生的同一天,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枪击案,枪手亚当在枪杀6名成人、20名儿童后,饮弹自尽。

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给予了高度重视。记者采访了枪手亚当的同学,一位女同学说他是个不擅社交的人。报道称亚当成长于离异家庭,他与母亲一起生活。亚当的母亲是个枪支爱好者,喜欢收藏枪支,对亚当执行严苛的教育。民众密切注视着奥巴马总统关于将采取合适措施推行禁枪的表态,媒体预言他可能会向美国的持枪法案发起攻势。亚当的父亲向失去亲友的人表示哀悼。让我们稍感意外的是,6岁的受害者艾米莉·帕克的父亲公开向枪手家庭致哀。

事件发生后,美国民众更关心的是发掘事件的社会、家庭、个人等方面的诱因,更关注于政府可能或者有必要采取哪些应对类似事件的动作。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美国社会各方在重整社会面前的勇气和力量。这些难能可贵之处,正是需要我们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毋庸讳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进入了问题多发期,社会不公、生活压力、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时有显现,个人身心健康方面也在悄然间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在这些矛盾的合力作用之下,某些社会冲突的发生,在或然性中其实早已蕴涵着某种必然性。

事件发生后,一方面,不能藏着、掖着、瞒着,而应当正视问题,及时发布案件处理信息,以提醒民众加强防范,消除民众不安心理,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要形成合理的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反应机制,减少各种不稳定因素。打防并举,以防为主,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刑事打击是个回顾性的话题,它既不可能挽回死者的生命,抚平生者的创伤,也不可能一力独支整个社会的调控机制。相比较而言,前瞻性的社会政策对于预防昨日重现,比报复性的刑事打击要重要得多,理应成为政府、民众更为关注的对象。

第867期 总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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