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由人民日报社、国务院国资委共同指导，本刊与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12月9日在京举行。这次论坛主题为“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与会嘉宾围绕这一主题群策群力，珠玉纷呈。

我们设置这样的议题，因应的重大国情变化是，中国经济总体进入到从重数量、规模扩张转向重质量、效率提升的新发展阶段。这种变化必然伴随的阶段性阵痛突出反映在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传统要素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越来越小，结果就是，近段时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自2010年三季度以来，已连续24个月持续下滑。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之一即在于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并且与实体经济间日益呈现既紧密联系又相互背离的纠结状况。这就很容易导致资本在实体经济回报率趋降的情况下竞相投入虚拟经济，从而推动金融资产与房地产价格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虚假上涨，最终又因为泡沫破灭而使整体经济严重受损。

这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渐次恶化的联动机制可以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中清楚地看到其脉络。身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成熟且渠道有限的资本品市场更加易于催生泡沫，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2009年宏观经济处在低景气度区间，但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以及成交均价三项增幅均大大突破历史峰值，呈脱缰之势，2010年限购政策出台后，方被勒止。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如影随形的泡沫经济威胁？以史为镜，考诸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曾经出现的经济衰退，虽然表面看来，均可冠之以“金融危机”之名，但究其实质，还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如增长模式和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的东南亚地区1997年遭遇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在于：

其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驱动，生产效率并未取得同步增长；其二，经过连续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保持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同质竞争加剧而不断被削弱；其三，钉住美元的联汇制度屏蔽了汇率风险，出口部门因此缺乏足够激励从而不利于竞争力的提升；其四，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部市场，一旦周边形势出现变化，很难进行自我保护。

不消细说，上述病症同样存在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所不同者，无非在于一则我国至今仍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再则作为大国，我国固有的内部配套能力与市场增长潜力的确赋予了实体经济部门巨大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两项屏障，前者迟早要撤去，后者只需看看美国的情况，这个长期雄踞全球制造业霸主地位的超级大国不仅同样经历了逐步“空心化”的过程，并且因为这种“空心化”最终引发了最新一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因此，既然美国在痛定思痛后重新喊出“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口号，那么，发展水平远逊于美国的中国就更有必要加快推进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唯其如此，本固邦宁这条朴素的真理才不至于流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