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南开封拟将该市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实景人文旅游胜地，再现北宋汴京盛况。

这项工程仅拆迁费用就需支出千亿元以上，然而该市年财政收入尚且不足50亿元。对此，开封方面回应称，“所有的棚户区改造势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这个资金，全国所有的城市普遍采用的是国家政府补贴、企业投资、银行贷款相结合的形式，哪个地方也不可能以财政来完成这项工作。”

开封方面道出了实情。事实上，恰恰正因为“哪个城市也不可能以财政来完成这项工作”，各地政府才更需要不断吹大“经营城市”的泡沫，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总量给定的外部资本中尽可能多的份额，毕竟，在现有政绩考核模式下，各地横向间的比较远远要比“再造汴京”等具体事项完成的效果重要得多。

不过这种事出有因的个体理性很难聚合成集体理性。包括“再造汴京”在内的“经营城市”往往以当地政府为经营主体，通过政府直接控制存量资源，或者公益性收购各类资源而后进行的变现性经营活动，基本属于当地政府主事官员的个体需求，而非当地企业、居民充分博弈后达成的意见。

个体需求暗含的道德风险显而易见。因为政府等公共部门有别于企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缺乏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且由于产出和结果难以测量和比较，上级部门为使考核更具客观性、可比性，考核重点很容易集中到GDP增长率等相对容易测度的短期经济指标上，而那些更为重要、关乎长远的发展内容，反倒因下级政府很容易利用信息传递链条过长而对上级政府隐蔽信息。

退一步说，即使政府主导下的“再造汴京”能够摆脱道德风险的困扰，但是，政府对于市场供需状况的判断能否准确，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准确判断需要消费者偏好、生产者成本、潜在生产者进入意愿等大量市场细节知识，而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市场过程的展开而逐渐显示和暴露出来，在市场过程产生这些信息之前，再高明的政府也是无法获取它们的。

中国的城市规划呈现出严重同质化趋向。由于缺乏对于市场功能的真正认识，地方政府很容易参照发达国家发展路径，自以为准确预见到产业前景，但事实上，这些预见不仅偏离动态均衡，而且很容易呈现出自以为是的一面。

我们在以往钢铁、汽车等产业规划中很容易查找到一哄而上的例证，时至今日，在转型发展要求下，不少地方无非只是将追逐的目标简单替换为文化、创意、旅游、信息、金融、商贸等“先进”产业。而无论规划的目标如何，其实都未搞清楚“汴京”为谁造、谁来造等前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