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5月24日，湛江钢铁项目经报请国务院原则同意后，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

项目获批后，湛江市长王中丙多次亲吻核准批文的新闻图片经网络传播迅速扩散。个中意味，至少传神地表达出地方官员在现有激励模式下，几无例外地对于政府主导下大规模投资的强烈偏好。

然而个体理性未必耦合成集体理性，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反面例证。资料显示，作为以往调控重点对象，钢铁业曾以近乎极端的“铁本事件”宣告世人压缩产能绝不手软。却不曾料，随后发生的实际情况是，“铁本事件”后第二年（2005年），该行业总产能就已升至4.7亿吨/年，产能过剩1亿吨。及至当下，今年前4个月中国粗钢产量更已高达2.34亿吨，而同期全球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粗钢产量合计不过只有2.7亿吨。

除了加剧总量过剩，中国各地竞逐钢铁项目的另一项后果是进一步拉低本就不高的产业集中度。但钢铁行业恰恰又是极为典型的规模经济优先型产业，正因如此，目前世界主要钢铁生产国基本均呈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前四大厂商生产集中度（CR4）韩国为88.3%、日本为73.2%、印度为67.7%、美国为61.1%，反观中国的CR4却从2001年起不断下滑，目前仅为20%左右。由此，中国的这种状况不仅制约中国钢铁行业产品质量、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效率提升，而且还使得中国这个全球遥遥领先的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反而在价格谈判中每每处于弱势地位。

导致这种不合意状况的推力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政绩考核“锦标赛”。由于钢铁产业对于促进当地工业化绩效明显，加之财政收入贡献度较大，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自然偏向于积极引进钢铁项目或者扩大已有生产能力，因此，仅“九五”及“十五”期间，就有19个省级行政区政府把钢铁产业列为当地支柱产业。

中央政府对此甚为警觉，即以新近获批的广东湛江与广西防城港钢铁项目为例，“马拉松”式的审批过程实已反映出行业调控政策意向。但现在的问题是，身负“稳增长”重任的中央政府面对近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在一系列政策目标中相机调整优先次序，而不得不采取的反周期措施中即包括“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尤其是自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后，此前被有意压制的投资增速预计将有较大反弹。

站在中央政府层面，依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宏观政策事属当然，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主动克制政绩冲动、着力提高投资效率。为此，我们希望各地市长们手持来之不易的批文，勿忘交权于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促进市场机制更多更好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