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继2007年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上市之后，沉寂4年的城商行IPO传闻再次盛嚣尘上，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话题。

今年2月初，证监会首次公开发布“发行股票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在500多家待上市企业名单中，包括上海银行、大连银行等在内的14家拟IPO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备受瞩目。

城商行是中央金融主管部门整肃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经过数年资产转换、剥离不良资产及政府注资等途径，城商行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其佼佼者显露出积极的活力与优质的潜质。截至2011年年底，城商行总资产为9.98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增幅居银行机构之首，比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增长率18.3%高出8.8个百分点。

然而，在城商行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管理能力和控制风险水平跟不上规模扩张的步伐，许多潜在风险开始暴露。大多数城商行由于资产结构不合理、收入来源单一等原因，也缺乏足够的内源融资能力，在资产急剧扩张的情况下，普遍面临着资本充足率持续达标的严峻挑战。

为了补充资本金，2011年，城商行在上市闸门尚未打开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等缓解资本“饥渴”，当年共有16家城商行加入次级债融资大军。由于次级债的大量发行，造成融资成本显著上升。特别是去年，有关部门叫停了城商行异地扩张。如此一来，通过上市获得融资就成为“蓄水”的主渠道。有测算表明，今明两年银行业总资本缺口可能超过5000亿元。

被监管部门定义为“第四梯队”的城商行，其主要角色定位于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尤其是在小微企业融资方面，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随着国家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聚焦，城商行获得了中小企业信贷政策的倾斜，也希望借上市加快发展步伐。但一旦城商行上市拿到了钱，会不会重走银行“做大—上市—融资—再做大”的老路，而把“扶持中小企业”的初衷置于脑后？如果仅仅把资本市场当成融资通道、套现工具，就不能实现银行上市的真正目的。

此外，各地融资平台贷款的潜在风险也是导致城商行IPO搁浅的重要原因。不少城商行的实际控制人或重要股东均是地方政府，如徽商银行、重庆银行、哈尔滨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地方政府持股比例均超过了30%。未来2～3年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会否出现大规模坏账依然待解。东方资产日前发布的报告认为，对于地方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率的预测，均值为15%，如果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8万亿元，那么不良贷款规模均值为12216亿元。数额惊人而透明度又欠佳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成为城商行新的紧箍咒。

因此，如果大量放行城商行步入资本市场，势必会催生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冲动，这显然与当前的监管意愿相违背。同时，一旦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爆发，作为上市银行的城商行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如扩大至相对市场化的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和金融压力更难以管控。

其实，与其从外部融资，不如加强内部资本管理。从资本筹措角度看，资本补充可以通过市场再融资和内生利润留存两种途径解决。一般情况下，市场再融资主要适用于应急性的资本补充。在强化资本约束的外部监管要求下，城商行应着重于强化内生资本机制建设。通过经营专业化、综合化、国际化、集约化，科学经营风险，规范业务流程，精细化管理，提高资本回报率，以自身利润实现注资。唯有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资本补充机制，才是城商行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