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3月5日上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开幕式时表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指导意见预计很快就会出台，有些地区可能会比业已宣布2014年起允许非户籍考生就地高考的山东省更早实施类似政策。

我们赞赏胶着多年的“异地高考”终于破冰。若就形势变迁而言，由于我国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长，未来二三十年，流动迁移人口规模将有2亿～3亿之巨，并且这些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倾向明显，发展需求日益压倒生存需求。因此，这种重大基本国情变化必然要求包括高考制度在内的国家战略、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应作出配套调整。

当然，依据现有条件来看，这项改革绝无可能一蹴而就。改革真正的难点，同时也是考生诉求真正的聚焦点，其实并不在于表面化的随迁子女是否能在迁入地区参加高考，而在于随迁子女是否能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同时录取条件又较为宽松的京、沪、广等地取得同等录取条件。反过来说，只要改革继续绕开京、沪、广地区存在已久的户籍人口“高考福利”，基本不涉及利益调整的“异地高考”充其量只是技术性的改进，对于这种改进，非户籍考生并不会就此感觉公平。

这也正是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实言以告的，“解决‘异地高考’问题，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而“不能碰的问题”，其实就是“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平心而论，对于这个很容易就被情绪淹没的重大命题，所谓“公平”既难以定义，又难以衡量。

在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的今天，中国地区间的高教机会不均等已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占有比较多的本地优质高校录取名额。对于这种现象，其实教育部早在2008年就有规定，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过30%的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只不过，这种看似公平的行政规制因其立足的激励机制没有变化，因此，不仅其效果不好，就连其赖以动员的“公平”取向亦存有疑义。

优质高校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当然更乐意全国取才，这一点，只消看看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高招大战就可以知道了。但问题在于，或许并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始于上世纪末的部属高校“省部共建”，起码在实质公平层面，一体给予了部属高校属地居民付出较多，因而索取较多的对等义务与权利。

类似“不能碰的问题”实则大可推广到凡与户籍挂钩的几乎所有领域。对于这类问题，和缓利益冲突的基础性条件改善起码有两项：一是通过相对合理的贡献评估指标体系，将外来人口逐步纳入到本地社会福利体系；二是通过逐步提高中央政府福利支出承付比重，扩大普惠性政策覆盖范围。只有做到这两项，今日之难才能有望转为明日之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