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

近日，央行宣布，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

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看清：许多“原本不言而喻的真理”实际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我们的认知和行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正是最需要重新思考的重大经济政策。

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现在这样的汇改方向对中国而言是有很大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为了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被“三元悖论”误导。

“三元悖论”说的是：一个国家在市场充分开放、独立货币政策、汇率基本稳定——这三项政府目标中，只能选择两项，不可以三项同时获得。现在，中国选择了不断开放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于是我们必须放弃汇率的稳定，必须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

但是，这个貌似正确的真理，实际存在重大硬伤。

中国为什么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其核心是：中国试图通过自身的货币调节，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物价环境。但很遗憾，按照现实理论，这件事根本无法完成。

原因很简单。从近10年的情况看，中国CPI上涨的动力主要是生产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动力源自国际市场，这样的动力未来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问题来了：一、中国是不是可以用自身的货币紧缩去对付别人制造物价上涨？二、就算紧缩可以导致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升值是不是可以平抑资源进口价格的上涨？事实证明，这两件事都无法完成。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也不能获得“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货币政策“天然不独立”，这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决定的。

所以，中国依据“三元悖论”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中国金融市场彻底开放后，我们就可以用“独立的货币”维系中国经济稳定——这只是“书生的梦话”罢了。

中国汇率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尽一切努力保障资源进口价格稳定，确保国内实体经济的生存安全。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资源需求量必然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大。这一点，无论我们如何搞节能环保，最终的结果都会是这样。

或许正因如此，货币学家、弗里格曼的“入室弟子”张五常先生建议：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应当想办法和一揽子商品挂钩。我的理解是：构架一个进口商品价格指数，让人民币汇率盯住这个指数，随之而变。

当然，这样的做法，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可能会加大。但对企业而言，这样的波动没有风险，因为无论怎样波动，人民币对应的进口商品价值不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内企业原材料成本刚性上涨的问题，同时所谓“输入性物价上涨”的问题随之破解。笔者认为，这才是最大的货币政策，是货币政策的核心要义。

中国之所以今天敢于如此大幅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国际收支情况改善，对外贸易更加趋向平衡。但我们必须明白：今天所谓的贸易平衡，主要原因是外需大幅放缓，国内工业成本大幅上涨，加工贸易萎缩。如果未来西方经济状况改善，中国外需再次放大，由加工贸易所导致的顺差卷土重来，那时的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巨幅波动？当然会！这个波动的结果是什么？实体经济崩溃，金融随之崩溃。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用不着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