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2月28日，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张作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内陆可建设核电站

《中国经济周刊》：内陆核电站目前在技术和安全性上仍存在较大争议。您怎么看？

张作义：在认真遵守国家有关核安全与环境保护等法规的基础上，谨慎决策，不搞核电大跃进的前提下，内陆可以建设核电站。首先，国际上的核电机组大部分建在内陆。从美国到法国，再到俄罗斯，没有说核电厂沿海可以建，内陆不能建的。其次，在确保反应堆安全，例如衰变热的冷却问题上，内陆核电同样可以满足。它需要的水很少，只需要每小时10吨水，1辆消防车来回跑就够了。第三，在正常运行有关的放射性排放上，同样功率的核电厂并不比燃煤电厂高。同时避免燃烧大量煤炭，排放酸雨、温室气体、粉尘。第四，放射性废水排放问题可以满足国家法规的要求，也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技术上可以解决。现在我国正在运转的核电站的放射性废水排出去时实际上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远远低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沿海的核电厂旁边，很多人照样可以在那里游泳。

《中国经济周刊》：选择核电厂址的标准是什么？

张作义：核电选址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天上地下人文等都有要求，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允许建核电站，要看天文地理，不能有超过设防标准的地震、海啸、洪水、龙卷风等，没有断裂带，不能离火源很近，天上不能有飞机航线，人口不能靠近大城镇，要靠近电的用户等等，非常严格。真正能满足核电标准的厂址并不多。即便选定的厂址，最后能不能建，还要国家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等部门说话，这个“说话”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符合要求，经过审查的厂址是稀缺资源，应当保护好。

《中国经济周刊》：一个核电站的建成需要10~20年，为什么大家还是热衷于要上核电站呢？

张作义：这里面不完全是经济利益，还有环境效应。如果不设核电厂，就要烧煤。现在对煤电和水电也有争议，水电有移民拆迁，而核电的厂址很小，牵动的人相对较少。现在大家希望最好是插座一插就有电。但是电从哪儿来？能源从哪儿来？我国大量烧煤，已经烧掉了30亿~40亿吨煤，全世界都在反对。现在最大的环境问题是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已经是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为了烧这几十亿吨煤，每年要死很多人。靠风电和太阳能支撑不起13亿人口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没有核电。如果不出现重大核事故，核电厂是非常干净的。

我国的核电安全水平有保证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全世界没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第三代核技术已建成的核电厂。这是否意味着即便运用第三代核技术建设核电站也存在风险？

张作义：核电有代论，但不唯代论。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核电站的寿期超过40年，不能因为有新一代的出现，就放弃老一代。老一代技术有经验积累，技术成熟，并且不断改进，也可以满足安全要求。第三代核电是在以前成功经验基础上，经过20年发展，进行了大量科学实验，其安全性不是仅仅依靠计算出来的。在引进4台核电机组成功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建设三代核电机组，风险是比较小和可控的。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在内陆建了特大核电站，万一出现特大核电事故如何避免？

张作义：中国核电安全水平在稳步发展的前提下，是有保证的。

首先，核电的整个决策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综合考虑了我们国家人民的福祉、核电的安全、核电的技术水平等因素下的一个非常谨慎的决策。

其次，我国是核大国之一，过去50年积累了很好的基础。由于后发优势，我国目前在建核电机组的技术安全水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要避免大跃进式的发展。

第三，努力避免发生特大事故。从过去的实践看，是有可能做到的。日本福岛第二核电站在发生同样的地震和海啸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特大事故，说明在技术上是可能做到的。

第四，要做好应急准备。日本的实践表明，即使发生福岛那样的事故，也可以把损害降到最低程度。例如福岛核事故并没有人员死亡和重伤，而地震和海啸已经带来了2万人的死亡。

第五，进一步推动核电安全技术进步。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我国核电安全有国家核安全局进行监督。国家核安全局是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来做，跟国外完全接轨。核电的监管比国家食品、药品都严格得多。它使用的法规都是跟国外完全一样的。在操作和执行上也一样非常严格。

《中国经济周刊》：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似乎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问题？

张作义：从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作为主管部门，始终是在不断地发现新问题，不断地改进和不断地加强。吸取福岛的经验教训，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了。为避免海啸，现在已经要求核电厂要加强防止水淹的措施。

核电是世界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周刊》：据悉，国家能源局将新增设核电司，而国家核安全局在原来一个司的基础上调整到3个司，该消息是否属实？

张作义：福岛事件之后，核安全监管机构一直在做调整。目前核安全机构已经基本调整到位。因为电站建得多了，就要多一点人来进行监督。核安全局是监督到每个核电厂今天能干什么，明天能干什么。核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需要核电反应堆技术、辐射防护技术、设备制造技术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国家能源局这块也在加强。

《中国经济周刊》：客观地讲，我国的核电水平和国外相比，发展程度怎样？

张作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在发展核电的时候，我国还没有。1980—2000年左右这一段时间，国家核电没怎么发展，实际上也是担心我们的设备、技术经验跟不上，也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我国真正商业规模的秦山大亚湾核电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才有的。直到近年来，我们进入相对比较正常的发展时期。但是韩国发展更快，我们搞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连核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但他们现在的核电设备已经能出口。核电不仅是电力，还是一个国家的战略产业，是一个高端制造业。

《中国经济周刊》：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不只是中国，核电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发展趋势？

张作义：是的。中国如果不做，我们可能下一轮又要引进。我们是核大国。如果当年毛主席、周总理一犹豫，比如有人一说搞核的又花钱又不安全，万一出个事故怎么办？中国就不是核大国了，更不会有原子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