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独立不久的南苏丹宣布，驱逐中马合资企业“佩特拉达集团”总裁刘英才；再加上1月29日中国水电工人在苏丹被反政府武装绑架事件，1月31日中国工人在埃及被扣留事件，以及中国在利比亚总价值400多亿美元工程搁浅事件，仅北非一地，中国海外投资遇险之密集已经令人震惊。

当然，中国海外资产的大部分危机都在政府协调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但问题在于，想在全球“抄底”的中国企业们，对自己在陌生的海外市场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拥有多大程度的风险管控能力，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评估？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资本对市场的敏感超过任何其他因素，会对自身的安全负最大责任。质疑大举进军海外的中国企业，似乎有低估其经济理性的嫌疑。

但是，许多中国企业，尤其是建筑、能源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偏好的投资目的国，并非市场规律起作用的国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与服务的战略取向，也不是利用成熟市场而是更倾向于开创一个市场。

大多数海外拓荒的中国企业，知道却不在乎自己所面对的风险。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在不充分竞争和过度行政干预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对自己在发达市场中的运营能力普遍缺乏自信，却对如何在不完善市场下的生存颇为熟悉。其次，中国市场化进程历时不长，中国企业文化的建构还处于朝气蓬勃的阶段。白手起家的企业精英们，对市场风险有一种百年老店不具备的轻视；同时，中国的企业治理结构也不足以对企业投资风险提供足够的制衡。鼓励冒险家是新兴市场共有的特征，中国则是典型中的典型。

在这样的市场氛围中，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前所未有之宏大，从另一个侧面看，也前所未有之草率。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外企业已超过1.8万家，员工数超过120万人，资产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2011年中国并购活动相比2010年增长5%；海外收购规模约为429亿美元，收购宗数与并购规模都达到历史新高。即便是“阿拉伯之春”横扫整个西亚、北非，都没有挡住中国企业一头扎进乱成一团麻的危机地区的热情。

我们无法用对与不对简单地评价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但是，能不能准确评估并应对这种风险，则是企业不能逃避的重要责任，在根本上考验着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问题。我们的企业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中国企业的海外资本运作能否正确区分政治与企业本分之间的界限？一切不发达市场都是政治主导下的有限开放市场。走进这些市场就摆脱不了和所在国政治圈的觥筹交错。但是，政治是一个不确定的游戏，阿拉伯世界政权的迅速更迭已经警示了中国企业，不是越密切的政治关联就会带来越高的资本安全。跨国企业被打上政治符号能带来正常资本运作带不来的收益，也能带来正常企业遇不到的麻烦。

二、中国企业能否在盈利和员工安全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从巴基斯坦到苏丹，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中国的驻外员工们时常工作于战火纷飞之中。海外员工反复遇险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中国员工经常工作于其他国家企业根本不会涉足的工作环境中。低廉的劳工成本和低廉的生命补偿标准，是中国企业如此不谨慎的根本原因。企业冒险家们必须意识到，这些问题不能永远推给国家去处理，海外员工的生命成本也不可能永远如此低廉。当120万海外员工普遍拒绝在类似的环境下工作时，现行的拓荒模式该如何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