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北京报道

东汉魏伯阳的《参同契》中，形容修道之人心思流荡散乱，为“心猿不定，意马四驰”。

远未修成正果的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真真是心猿意马，原因则是一个人的一句疑问。

“IPO不审行不行？”这是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一次会议上向在座的发审委员提出的疑问。随着舆论的不断关注，这个问题逐渐被解释为监管层对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潜在方向。

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IPO审不审”，虽然很多人都曾想过，但从未想到，会在如此高规格的会上被提出，尤其是面对着掌握公司上市命运的发审委员们。据媒体报道，郭树清的提问在现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对答。

“郭树清的疑问必然会涉及新股发行制度的重大变革。”该人士称，但改革必然最终触动既得利益者，包括掌握审批权的证监系统官员。资本市场潜藏着大量的权贵资本，但如果仅靠强人决策去推行改革，肯定是要遭遇巨大阻力的。

说者或许无心，听者却是有意。市场，尤其是涉及IPO利益链上的各个角色，对于这个疑问都读出了不同的意味。

　　IPO饭局被搅了

有人曾说，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还对IPO实行审批的国家，按照这个逻辑，取消审批应该会受到股民的热烈欢迎，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股民来说，郭树清的一句“IPO不审行不行”着实给他们惊出一身冷汗。

有着10多年股市历练的老股民刘南（化名）更是对此嗤之以鼻。在刘南眼中，近两年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典型的圈钱市，动不动数十亿、上百亿的融资额，一年几百家“资本新贵”的出现，已经让本就脆弱的资本市场风雨飘摇。“要是上市都不经过审核，上市公司的质量还能信吗？！”

刘南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目前A股的IPO已经到了无法让投资者接受的地步。“三高”发行（高市盈率、高市净率、高价格）让所有融资的参与者都有钱可赚，股民们只能看着赔钱；审批保荐、承销利益寻租、PE腐败，不一而足。“这说明现在的IPO制度肯定是有缺陷的，但是不是取消审批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呢？如果取消这个市场会不会乱套？”上述知情人士说。

投资者虽然无法接受，但IPO热度并未消减。2011年，有265家企业成功登陆A股，巨大的IPO“蛋糕”背后，是一条贯穿企业、投行、券商、律师、审计、会计等机构的庞大“利益链”。

在这个利益链上，机构对于郭树清的提问显得过分低调。原因很简单，IPO如果不审批，这些机构靠什么吃饭？在投行业有这样一个笑话：一家企业在IPO的过程中，投行负责忽悠人，而律师和审计师就是告诉别人，投行忽悠的都是事实。

事实上，所谓的IPO盛宴，离不开投行、律师和会计师。大家各司其职：投行负责全面服务，会计师负责审计，评估师负责评估，律师负责法律事务。其中，投行是主角，会计师和律师是“承包商”。

由于投行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承销商，也使其成为利益链中的最高受益者。据了解，虽然近两年的行情不好，但随着IPO数量屡创新高，巨额的保荐收入对于券商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2011年，平安证券以34家企业位居承销数量首位，也以16.7亿元的承销收益成为券商中的榜首。

中信证券分析师卢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的环境还没有条件取消审批制，如果不审的话，恐怕公司都会把股市当成唐僧肉。一位投行人士称，不审是愿望，变成注册制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至少目前来看，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别总盯着投行。”该人士坦言，在IPO过程中，会计师也起着关键作用。

“假如真有利益链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处在最低端，是看公司和投行脸色行事的。”一家不愿露姓名的中资会计人士称。据万得数据显示，2009年至今，有60家会计师事务所分享了A股650家公司IPO近20亿元的审计费用。“我们一单IPO的收入才几百万，和投行动辄上千万的收入没法比。”上述会计人士称。

和投行、会计师比起来，拿得最少的要数律师。多位承办IPO项目律师告诉记者，在中国的IPO制度里，律师得到的利益最少，只有会计师的1/3。“拿钱多少，主要看为项目作出了多少贡献。如果律师纯粹做尽职法律调查的话，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那么叫价自然不高，但如果能够给公司带来增值，比如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者在证监会、发审委里有人脉，公司给的费用自然就会高一些。”北京一位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透露。

IPO承办律师的想法很简单，取消审批制采用注册制，这是大势所趋，也被外界理解成是平衡自己地位低、赚钱少的无奈心理。

和机构心猿意马的想法不同，投资者的想法很简单，“不管是审批还是注册，改革的目的必须是要让圈钱远离市场。”股民刘南称。

　　审批制里的“父爱”

现行的IPO审批制之所以饱受诟病，是因为它已经演变为政府强力推进企业上市的一种制度，在这种政府主导下，IPO逐渐变味儿。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资本市场逐渐被政府所重视之后，随之将其用为解决国企缺钱的一个工具，导致在当时出现了大量经营不善的企业上市。

如今，虽然少量造假企业被清除，但政府利用IPO来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一位地方金融办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IPO审批制除了利益链上的角色收益外，政府也成为最终的获利方之一。

在审批制的政策条件下，地方政府使出浑身解数为本地企业能够上市创造各种便利通道：缺钱的给财政补贴，缺人才的动用各种官方渠道引进人才，缺项目的找项目，总之，地方政府为了能够使得企业顺利上市，早已开始了“上市公司政府造”的行动。

而这种行为不仅造成了一些企业上市前被“过度包装”、上市后大跌眼镜的表现外，还使得上市公司开始依赖于地方政府给予的便利条件。“不是想办法搞好经营，而是想办法如何得到补贴。”上述金融办官员坦言，这种公司在A股市场上比比皆是。

事实上，审批制的初衷，缘于政府所保持的对经济运行浓厚的“父爱主义”情结，政府希望运用这种审批的权利，阻止不合格的企业进入市场。但现实不仅早已偏离初衷，反而成为政府使一些不合格的企业进入市场的有力保证。

　　郭树清想干什么？

虽然郭树清并未给自己的发问提供答案，“但证监会最近关于IPO改革方面发出的种种信息，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改革肯定的信号。”上述知情人士称，结合郭树清近期的动作和公开表态来看，新股发行改革有望在近期破冰。对于郭树清“IPO不审行不行”这一试探性疑问，接下来的改革必然会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上述券商人士坦言，监管层现在讨论的改革方案和以前相比具有创新性，将弱化审批职能，将原来同业竞争、关联交易和可持续盈利能力等内容都剔除出行政审核的范畴，今后证监会将主要审核尽职调查和信息披露部分。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也认为，“无论是目前市场正在热议的新股发行体制如何从‘审批制’转为‘注册制’，还是已经开始实施的监管层对社会公开股票发审工作流程、审核进度，并提前IPO预披露时点等，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改革举措的形成、出台和落实，终将有利于股市监管坚持市场化的正确发展方向，都是在沿着监审分开、提升市场信息公开性透明度的方向，推进证券期货监管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