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

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在2011年年底的“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成立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按质量来讲，如果外资车100分的话，力帆的汽车、摩托车们差不多90分，但是如果外资车卖100万一台的话，我们卖10万都难。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对品牌的认知度太高。有钱就买进口车，如果买一个国产品牌，哪怕质量很好，都会觉得没面子。

尹明善道出了中国社会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品牌的崇洋媚外。哪怕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这个问题仍然根深蒂固。

改革开放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中国为什么没有培育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汽车品牌？消费者为什么会对品牌的认知度有差异？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于官僚制度的一种极度认可，而且这种文化一直因袭至今。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官僚机构的消费倾向其实代表着社会的主流意见，往往会被其他人群所效仿。就汽车品牌来说，也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以来，汽车，特别是轿车，一直是官员的特权，百姓可望不可即。因此，对于官员的崇拜会延伸到对于轿车的崇拜，对于轿车品牌的崇拜。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某某人做了大官，是坐着高级轿车来的，好像还是进口的呢。这种社会对于权力的认可，无疑就自然引发出对于轿车品牌的认可。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私人轿车几乎很少，行政机关是轿车采买的主要机构。但是，由于当时的国产轿车很少，即使有，比如红旗也是分行政级别才有资格乘坐，因此，外资品牌轿车的影响随着政府采买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就自然扩展开来。

这种情况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以及进口轿车采购数量的增多，日益严重。即使后来有了国产轿车，政府机构仍然更愿意采购进口或者合资汽车企业生产的外资品牌的轿车，从而更加影响到了外资品牌与国产品牌轿车影响力，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多次努力对高档外资品牌的政府采购进行限制，但是从整体政府采购市场来看，外资品牌仍然占据着政府公务车数量的绝大部分。这无疑是对外资汽车品牌的一个巨大的免费宣传。

这种对于外资品牌的追求与狂热，其实连汽车圈内的本土品牌的老板也未能幸免。2011年10月，吉利汽车的老板李书福女儿结婚的时候，所用的车型有沃尔沃和帝豪，但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那台据称价值800万的阿斯顿·马丁。

中国品牌的崛起尽管需要一个自然的成长过程，但是改善权贵文化的消费倾向，特别是让政府官员都能够坐上本土国产车型，将是推动本土品牌走向世界的捷径。

官员座驾：从马到宝马

毛泽东是坐着美制吉普车进北京的，此前他转战陕北期间，座驾是一匹大青马。在战争年代，革命军队里，团级以上干部才允许乘马。

解放初期，干部配车很少，大都是从苏联东欧进口的，比如胜利、华沙、伏尔加等。

上世纪80年代流传一句话：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轿车），县委书记帆布篷（212吉普车），公社书记130（北京130货车），大队书记嘣嘣嘣（拖拉机）。省部级以上官员的座驾当然就是红旗。

1991年，一汽-大众成立，负责生产中高级轿车，车型选定奥迪。此后，奥迪成了中国官员的宠车。“大小是个官，都坐四个圈。”

2009年，宝马和奔驰汽车入围国家机关采购名单。

（贾新光）

中央国家机关公车配备标准

部长级干部：排气量3.0升（含）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

副部级干部：排气量3.0升（含）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

一般公务用车：排气量2.0升（含）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客车、越野车等除外)。

（摘自《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