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2012年，第一个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落下帷幕，包括汇率机制改革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也箭在弦上。

对外金融资产规模急剧扩大的今天，如何让金融在中国走向经济强国的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何让庞大的金融资产真正发挥促进实体经济作用，是摆在决策者面前最重要的战略性命题。

近期，人民币汇率“暴涨暴跌”出现了罕见的异动，这让我们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价格问题，而在于定价权和主导权问题。短暂的汇率波动不应当成为延缓人民币国际化的借口，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不可轻易中断。

中国当下的人民币国际化，本就是在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开始实施的。现在，人民币的弹性空间被打开了，中国可以利用当前外汇市场供求趋于平衡的机会，增强人民币弹性化，确立一套明确的、贯彻人民币汇改目标的人民币汇率浮动规则，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一系列金融制度改革，保卫人民币货币主权是中国必须坚持的大方向。

两年多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推广，到2011年底累计已超过2万亿元，其中约90%集中于进口业务领域。贸易结算的单向性反映出人民币在此功能领域的缺位，和“中国制造”国际定价权的缺失。

贸易结算形成的人民币大量堆积在香港，香港官方称2011年底很可能超过1万亿元。但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中心并未名至实归，无法容纳井喷的人民币投资需求。如果无法形成海外自循环的市场机制，人民币就谈不上国际化。香港更主要的工作还在于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创新功能，发展人民币计价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以及让人民币通过资本输出走向世界，逐步形成并壮大离岸人民币自循环市场。

在“中国制造”造成贸易顺差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应该限制人民币回流，还应该加大人民币资本输出。这也是避免人民币汇率震荡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化解当下升值压力和长期贬值趋势的矛盾。

外储是中国巨大的国民财富。截至2011年二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97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近三成。但与日本等国不同，我们是典型的“官方储备国”，外汇储备大部分由央行持有。由此导致的集中风险比较大：所产生的货币不匹配将使国内金融市场的投资组合难以实现均衡，也使货币当局对货币和流动性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在资本跨国流动渠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吸引以套汇、套利或套价为目的的国际投机资本更大规模流入，这反过来会加大冲销压力，货币政策自主性受到严重挑战。

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改变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结构，真正实现“藏汇于民”意义重大。在对外汇储备结构考察中需要关注四大关系，即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的比例；美元储备与非美货币储备的比例；流动性高的资产与收益率高的资产的比例；放在美国银行和分散放在其他国家银行的储备资产的比例。这四大比例关系可以概括为：安全性、真实性、流动性、盈利性四原则。

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的比例。储备的重点放在民间，首先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储备水平和汇率水平是否真实。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定价权越来越不依靠政府，只有民间储备大于官方外汇储备时，这个国家真正富强了，当企业和老百姓敢于持有外汇资产才说明他对本国货币更有信心，这个国家的汇率才是真实的。当前，中国需要启动新一轮外汇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促进储备结构的调整，真正由“藏汇于国”转向“藏汇于民”。

对外金融领域还有一项改革就是变“债权投资”为“股权投资”。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已经高达46152亿美元。然而从收益率结构上看，中国对外负债的回报率，要远低于对外资产的收益率。

未来，如何管理好规模庞大的对外金融资产是国家必须重新审视的。大规模投资于发达国家国债的储备资产流向需要有根本性改变，要将债权转换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经济体的股权投资和权益投资，真正把外储资产用于中国实体经济在海外的拓展，通过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提高储备资产二次创造财富的能力，真正让其发挥全球化资源配置的作用。